诸道天下佛堂院等，尊胜石幢、僧墓塔等，皆令拆毁。

　　会昌四年十月，敕令拆天下小寺，经佛搬入大寺，钟送道士观。

　　被拆寺不依戒行的僧尼、年少有戒行的僧尼，尽令还俗，递归本贯。

　　仍存年老有戒行的僧尼，许配大寺，单单只是长安城中就拆毁了三十三座小寺。

　　这条敕令目的尤为明显，年少还俗就是为了与寺庙抢夺劳动力，至于年老许配大寺，则是为了避免遣返老僧后增加地方的压力，把老僧的供养压力转移到大寺身上。如此一增一减，佛门的衰弱就会更加加剧剧烈。

　　虽然掌管佛门权利的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佛门修士。

　　但是稳固信仰，传播教义，维持信徒的，却是那些普通的寻常僧人。年轻僧人的减少，也会导致佛门修士会出现年轻代断层，逐渐陷入青黄不接的状态。

　　佛门之中，以最为激烈的手段，强硬杀死李炎、李德裕、赵归真、仙半凡等人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，甚至成为了主流。

　　那些损失了大量的财产，甚至被迫只能缩在福地里的不少佛门大寺，也是窝火之极。

　　佛门高僧确实都有以一当千、当万的实力，那些普通的朝廷兵甲很难对他们造成真实的伤害。但是奈何朝廷大军太多，而杀戮太过的话，即便是即将成佛的僧人，也会瞬间堕落成魔，被业火焚身，一世甚至好几世积累的修行，就都会付诸东流。

　　更何况，还有天庭的管制。

　　在这一次掀起的灭佛之战中，似乎天庭与道门也达到了某些默契，从太宗年间起，就不断扩散、兴旺的佛门，渐渐也让天庭感到了压力，乘着这股风潮，同样选择了抑制佛门。

　　佛门、道门、天庭，就像是三足鼎立一般，总是做着某种相互的平衡。

　　会昌五年三月，李炎更进一步，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，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、奴婢、财产之数。

　　会昌五年四月，达到高潮，李炎直接下敕灭佛，规定西京长安只能保留四座寺庙，每寺留僧十人，东京洛州只留两寺，其余节度使的治州共三十四州留一寺，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。其他寺庙全部摧毁，僧尼皆令还俗，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、钟磬全部销熔铸钱，铁铸的交本州销铸为农具。

　　另外还敕令外国僧人等，若无伺部牒者，亦勒令还俗，递归本国者。

　　根据户部统计，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，收充两税户，拆招提、兰若四万余所，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，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。

　　佛寺经济一垮台，原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大唐，顿时打了一道强心针，国运开始逆势上扬，如果真的让这股风潮稳定下来，成为既定的结果，那么大唐江山又可再续几百年的兴盛。

　　雷鸣山的巨通寺，同样被朝廷的大军刮过，所有的普通僧人都被驱赶还俗。

　　巨通寺只来得及将一部分珍贵的典籍、物质，转移到雷鸣山的小洞天中去。

　　其余经卷皆被焚毁。

　　在巨通寺藏经楼被焚烧之前，戒鲁便先收起了当初行颠大师所著的经卷。

　　这些经卷中，除了正常的佛经注解以及人生哲理之外，还包含了大量的医学典籍、天下地貌、风物、水脉走势记录，以及一些灾害发生时，适应当地环境的救助措施。

　　这都是行颠大师在壮年体强时，游历四方所写，之后年纪老迈，无法再长途跋涉之后，才在藏经楼中著书整理。

　　就这么被一把火烧了，未免可惜。

　　虽然李炎下的敕令是只烧毁佛经，但是下到了地方，一定会变味。

　　地方上的官僚、豪强以及军队，为了功劳，只要是寺庙里搜出来的典籍，都不会放过，因此倒也销毁了不少真正的益民典籍，也堪称是文明的一场浩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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