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的人在乎声望,就说他做好事都是为了名望。
杨锐放出动态质量重测法,大部分原因,还真的是为了让大家做新药的时候轻松点。
人有生老病死,天底下多一种药物,就多一份机会,这样的技术,他既没有适宜的资源去研究,也没有积极的想法去做,还真不如放出来呢。
实际上,许多科学家都是有这种心态的。
为什么大科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,大家都抢着参加,就是因为人家经常能说出“发人深省”的话,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也。
大科学家想到了,但是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,就说出来给其他人听听,有愿意去做的就做。
这是多年以来形成的科学惯例了。
宽泛一点的比较,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的关系,都可以看做是此种类型。
比如理论物理学家有一天下午吃葡萄吃多了,突然想,哎呀,你们说,宇宙会不会是膨胀的——实验物理学家结合二三十年的观测,得出一个答案,宇宙红移。很好,两人同时得奖。
所以,理论物理学家看不起实验物理学家是有原因的,你们是吃我葡萄皮长大的矮孩子,就算娶了penny又怎么样呢。
当然,有时候,实验物理学家不鸟理论物理学家也是很惨的。比如钱德拉塞卡有一天下午吃红烧肉吃的撑住了,算出了白矮星的最高质量,得出一个钱德拉塞卡极限的东西,然后拿到会议上兴致昂扬的宣读,结果被人当场撕碎,实验物理学家们也顺势将之嘲笑。直到三十年后,钱德拉塞卡极限被证明,再二十年,钱德拉塞卡得诺奖,73岁才将当年的红烧肉消化了,也是心塞的紧。
这两个故事也告诉科学家们,要做被人看得起的人,不要二十四五岁的时候,发现了点什么厉害的东西,就想也不想的冲上去宣读。
想要做那种,随便说点什么话,就有一群人跑去帮你证明的人,你得首先是一个说得出有价值的话的人。
强悍的大科学家,对于自己做不了,自己的实验室也做不了的课题,就像是丢一根被啃过的骨头似的,让大家去争抢。
自己不会损失什么,别人也能得到实惠。
有的时候,强悍的大科学家也会在参加会议的时候,无意间从牙缝里,调出前天没咽下去的肉丝,有反应机敏的将之抢走,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拾人牙慧什么的,对科学家来说,也算不得恶心,比这更恶心的事,大家都在研究呢。
一场酣畅淋漓的讲座,用时整整两个小时,中间连一个休息都没有。
看到后面的阿斯特拉工作人员提醒时间到了,杨锐才放缓了语速,合上讲义,道:“今天的内容,讲的还不是非常具体,另有一些问题,尚未说到,我们明天还会有讲座,欢迎大家再来。”
说这个话的时候,杨锐也是有些不安心的。明天要是人变的太少了,那可就尴尬了。
天底下的事,不是你拿出了好东西,大家就会认,若是那样的话,科研界可就轻松了。
杨锐看向下方,下方的瑞典人也看向杨锐。
杨锐没再说话,他是讲完了。
瑞典人也没有要站起来发言的意思,他们的集体主义在此时表露无疑。
杨锐有点失望,怎么说也是很精彩的项目来着。
迟疑中,杨锐走下了讲台,如果动态质量重测法行不通的话,他就得快点考虑转向了,在瑞典呆的越久,他的态度就越分明,得有足够的声望才能继续呆下去。
一步,两步,杨锐就要走出门的时间,掌声突然响起。
还有几名瑞典人,一边拍手,一边走上前来,似乎在表达隆重之意。
杨锐莫名的觉得自己像是帕瓦罗蒂锐:刚才我唱的莫非是歌剧不成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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