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先化验铁石、煤焦的质地，而后确定与之相适应的设备时，张之洞却以为外国人是要敲竹杠，他说：“以中国之大，何所不有，岂必先觅煤、铁而后购机炉？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。”英国厂方虽闻之愕然，但还是胡乱配了贝赛麦炼钢炉和马丁炼钢炉。当时西方炼钢炉有两种，一种是贝赛麦钢炉（转炉），使用酸性耐火材料，冶炼过程中不能去除原料生铁中所含的磷质，中国只有个别地方（如本溪）有低磷铁矿，故它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；另一种是西门子马丁炉（平炉），使用碱性耐火材料作炉衬，它可以除去生铁中的部分磷质，冶炼出来的钢质量很好，但产量极少。大冶铁矿含磷量高，以之炼成的生铁含磷高达2.5％。贝赛麦炉炼成的钢不能去磷，钢中含磷多就易脆裂，尤不宜于造钢轨，而汉钢造钢轨是其主要任务，这就无怪后来产品销不出去了（国家标准Q235的磷含量是不大于0.045%）。这件错事直至盛宣怀接手，并于1902年派李维格（第三个牛人登场了，以后还要介绍）出国考察后才算解决了问题。但这已是“糜去十余年之光阴，耗尽千余万之成本”了。三是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落后。除蔡锡勇（湖北候补道）任总办还懂一点西方先进管理知识外，1890年派委湖北候补知县张飞鹏、候补同知施启华、候补州同沈鉴等人负责大冶铁矿和王三石煤矿的开采；1891年7月派委湖北大挑知县王廷珍为铁厂总监工，次年又增派候补知县蔡国桢为铁厂总监工，等等；煤铁等矿和炼铁厂筹建，出技术岗位人用外国专家，主要负责岗位一概依照封建衙门的模式由各级官吏占据。大小官吏不可避免地把官场的恶习带进工厂，营私舞弊、贪污浪费、任用私人、排斥异己、不负责任，挂名坐食等风盛行；组织生产讲究效率不足，勾心斗角、互相掣（che）肘有余。他们与企业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，只向上司负责，不对企业盈亏负责。因此，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厂生产的好坏，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。当时就有人指责说：“每出一差，委员必十位、八位，爵秩相埒（lie），并驾齐驱，以致事权不一，互相观望。”（如果八个人出差，都是候补知县，完了，八个人走一排，知道的是出差，不知道的以为来上访，轧马路的）。张之洞以为官办企业可以加强控制，殊不知这种封建管理体制，造成机构庞大，效率低下，以致经营混乱，这是汉阳铁厂早期的重要教训。1896年汉阳铁厂第一次停产后，张之洞命令“招商承办”，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，任用企业经营家、时任轮船招商局帮办的郑观应为总办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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